中华儿慈会独家回应4亿投资款来源!还能给去世儿童捐款真相是……

每经记者 李彪    每经编辑 廖丹    

接下来,记者又进入一个“天堂宝贝”页面,显示求助儿童早在2014年已经过世,按照上述捐款流程操作后,仍然可以进行捐款,在受助人一栏也还是写着已过世儿童的姓名。

1月17日,中华儿慈会官网“救助平台”栏目共有129页,1156条记录。

姜莹向中国青年报表示,截至目前,在9958救助的所有人中,其中有超龄孩子117个,占比0.8%。

记者进入一个显示“治疗结束”的儿童求助页面,在该条页面的“救助历程”中明确说明了在2013年医院减免、大病医保支付等之后,孩子的费用没有缺口了,孩子不用申请资助款了。

为此,记者多次致电中华儿慈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林、中华儿慈会副秘书长姜莹、中华儿慈会财务总监舒伟红等人,均在电话响几声后被挂断。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华儿慈会的2018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中出现了4.09亿元的短期投资,从2015年开始,这部分短期投资大幅增长,钱到底来自哪里,是否如舆论猜想来自未曾拨付的募款?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展开调查,并多方求证。

对此,邓国胜说:“这个肯定是违规的行为,因为这个小孩都去世了,募捐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一个是他需要及时进行信息更新,另外,他还在继续募款,肯定是违反了慈善法的要求。”

退还捐赠人、转捐9958?中华儿慈会否认4亿投资资金来自未拨付募款

中华儿慈会历年审计报告显示,2012年~2018年,其短期投资额分别为6600万元、5300万元、5430万元、1.17亿元、2.2亿元、3.65亿元、4.09亿元。从增长幅度来看,2015年至2018年,同比增幅分别为115.47%、88.03%、65.91%、12.05%。

同时,有不愿署名的专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向那些已经过世、治疗结束的儿童再捐款,有可能就会进入机构的投资资金池里面。

43斤女大学生离世,募款百万仅拨款2万元,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华儿慈会”)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作为一家公益慈善机构,4亿多元的短期投资额,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这部分钱到底来自于哪里?

与此同时,记者在中华儿慈会的“救助平台”发现,一些“治疗结束”的求助儿童和已过世多年的“天堂宝贝”,其求助信息页面仍显示可以“直接捐款”。到底是平台信息没有更新还是此类求助确实还在募捐?每经记者对此进行了实测。

明确费用已无缺口、“天堂宝贝”过世近6年……这些求助页面仍可捐款

维护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中央苏区国家治理的强大动力。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开创出群众安居乐业、军民鱼水相亲的崭新局面,关键得益于党在社会治理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维护群众切身利益。1934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号召,将国家治理的焦点聚集在“群众”这一主体。由此,“为群众谋利益”的民生理念,成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准则,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宗旨的实践源泉。民生理念的探索和民生实践的深化,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维度彰显了人民群众在中央苏区的主体地位,激发了广大民众投身国家治理的强大力量。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吴花燕和其弟弟吴江龙签署的9958患儿告知书中的事前声明条款称,“如申请人在筹款期间或善款还有余款时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去世,善款应全部转捐给9958,用于救助其他患儿使用”。

中华儿慈会财务部门的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募款没有用完的钱不会转进入投资资金,因为募款都是按照需求来一步一步拨,每一个项目的募款都会有一个资金的安排。

资深公益人郑鹤红曾质疑,9958救助中心相关人员存在囤积善款待患儿去世后用于理财收息行为。

仔细阅览捐款页面后,记者并未发现就善款去向的清晰说明。

完善法治体系,健全中央苏区国家治理的制度保障。中央苏区时期高度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法治建设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党从中央苏区国家治理实际需要出发,开创性地建立了以宪法大纲为主体,包括130多部法规律令的新型法治体系,为中央苏区国家治理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撑。

此外,9958在民政部“慈善中国”平台上备案的募捐方案显示,募捐款物用途为“用于0-18岁困境大病儿童的医疗资助、心理关怀及生活助困费用”。但2019年吴花燕开始筹款时已年满23周岁,显然不属于其服务对象。

中央苏区的法治建设,本着代表人民意志、符合革命利益、维护政权稳定的原则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历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划时代地确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为苏区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使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身做主人,成为革命最坚决的力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废除了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确保了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保障了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打破了封建婚姻的桎梏,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加强了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约束和监督,促进了党政机构自身建设……随着中央苏区法治化体系逐步丰富和完善,国家治理中的各方面事务发展因此而更加平稳、迅速。

上述专家评论说,吴花燕的救助是超出他们的业务范围的,这个肯定是不可以这么做的,行业内这类情况很多,目的就是为了业绩。

中央苏区的国家治理,着眼现实,瞄准群众痛点,千方百计地为人民群众解难题、谋利益。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加强了对劳动互助社的管理,保障了红军家属和孤寡老人的劳动力配给。《消费合作社标准章程》的颁布,促进了各类消费合作社的普遍建立,在敌人封锁、物资匮乏的严峻考验下,保障了苏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截止到1934年2月,中央苏区共建立1100多个消费合作社,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的生活。除此之外,苏维埃政府还切实解决了群众面临的衣物、粮食、耕牛、种子、房子、资金、看病、道路桥梁、儿童入学等方方面面的实际困难。

但是,记者进入该求助页面后,点击页面上方的“直接捐款”,跳转进去一个支付页面,简单填写捐款金额、捐款人姓名、所在区域等信息并提交后,跳转至一个支付方式的页面,记者选择微信支付后,立马跳出一个支付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并输入密码就完成支付,支付的对象显示: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A。支付完成后,页面会跳转至捐款成功页面,并给出一串捐赠号。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千多条求助信息里面,一些显示“治疗结束”或者“天堂宝贝”的信息仍穿插其间,它们还能否继续募款?《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挑选典型案例进行实际测试。

根据《慈善法》规定,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制定募捐方案。募捐方案包括募捐目的、起止时间和地域、活动负责人姓名和办公地址、接受捐赠方式、银行账户、受益人、募得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财产的处理等。

坚持党的领导,离不开党的建设。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最大亮点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党原则,为国家治理筑牢了政治根基,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为强化党内思想统一,中央苏区不仅出版发行一大批革命书籍,还在苏维埃大学和红军大学开设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通过领导讲课、集中学习、知识竞赛、组织宣传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方式,迅速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极大增强了党领导的政治定力,有力推进了中央苏区国家治理的蓬勃发展。

对于数额较大的投资额,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不同慈善机构情况不太一样,有的机构可能就是捐赠人捐的钱作为留本基金;还有就是患者的治疗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会有大量的资金池;捐献给患者的钱没有花完部分进入这个投资资金里面也是有可能的。

对于吴花燕募捐中剩余的近百万元的募款资金,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主任王昱向中国青年报介绍,现在中华儿慈会的意见是,基于当前事实,认定吴花燕接受了9958的救助,吴江龙是受益人的直系亲属,要征求他的意见;同时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现在接到的反馈是“有的捐赠人表示可转捐、有的说要退款”,在征求吴江龙的意见后,将对剩余善款进行妥善处理。

记者根据捐赠号查询发现,受助人一栏仍然写着已经“治疗结束”的儿童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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